一般的，狭义上的散文是指美文散文，小品散文，但这一时期最为火热的散文写作是所谓报告文学。56-57年双百运动的时期，61-62年调整时期，是美文散文、杂文等有复兴倾向的两个时期，但大部分时期，狭义散文的写作并无什么建树。
|散文的概念
散文一直是几大文体中概念可容纳范围最大，边界最广的一个，广义上的散文几乎能包括任何的文章写作，而相比于三四十年代，散文所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广义上的散文，其包括报告文学，包括杂文，还包括一些回忆录和史传文学，总之，散文可以不是抒情性的，也可以是议论性的和叙事性的。但是狭义上的散文就是抒情性散文，其相近与五四时代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美文。
另外再补充一点，到了80年代，散文的概念被窄化了，美文、艺术散文等概念被重新提起，似乎只有一类抒情散文（以及一些人文知识性的散文）才能配得上是散文，这也是延续我们至今的散文概念。而这一波浪潮之后，则是我们当下的潮流，散文概念逐渐被扩展，调查报告式的写作传入重塑了我们的新闻创作，文艺作品的评论杂谈也蔚为大观，历史普及科学普及类文章的发展也产生了不错的成果，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认为散文研究应当重新扩展自己的概念，将这些写作也纳入文学的范围内。
让我们回到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吧。
五六十年代散文有一个主流类型，那就是报告文学。纪实性的通讯、报告、特写在散文创作中占有绝对的分量，“散文特写”通常并举连用，作为一个同义的概念。五十年代初这一类纪实报告在散文创作中占有绝对的分量，当时大规模的建设景象和朝鲜战争是其取材的源头。其中魏巍的创作作为出色，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本合集，真挚的情感，对典型情境的提炼，兼顾了抒情的议论，是这部作品能够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其写作也提高了通讯报道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而对纪实性叙事性报告文学的提倡和发展，必然会挤压抒情性散文的地位，不过也一直存在着散文复兴的要求。五十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施行的时候，对文学写作的限制有所减弱，因而在56-57年，出现了短暂的复兴现象。而下一次的复兴现象发生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为期四年的调整时期，文学界其时也有调整，一般认为是61到62年，其中心是调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在题材和风格上倡导有限制的多样化。在61年，人民文学辟专栏“笔谈散文”，发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和李健吾的《竹简精神》等文章，引发了一次规模不小的讨论，因而这一年也被称为是“散文年”。
在这两年里面，散文作家称为实体性的概念，形成了以散文为专业的作家群。其普遍重视从古典散文和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中取得借鉴，而五四时期的散文更是受到古代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而和西方文学保持着一定的关系，散文家对古典和传统的理解，多体现在技法上，比如“情景交融”“意境营造”等概念，还有谋篇布局和锤炼语言方面，总之在技巧上走向“精巧化”的道路，但思想和内容上不免有些苍白，也有写作套路化的蔓延问题。
|杂文和史传
因为鲁迅等作家的写作，杂文在现代文学中成为一种不能被忽略的文学样式，但是在解放区文学中，发表对于延安等地的见解永远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延续到50年代，这种文体依然面对着和在延安同样性质的难题。
56到57年文艺界提出多样化的追求，容许甚至提倡对于人民内部缺点和黑暗面的批评，各地报刊都把振兴杂文作为文学和新闻媒体改革的重要一项。其中最为耀眼的则是徐懋庸，其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一百多篇的杂文，还仿照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文章列举了杂文写作的七大矛盾，从而引起了有关杂文在当代命运的讨论——这是延安时代论题的继续。而这次杂文运动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展而结束。
61到62年杂文的创作也一度活跃起来，62年人民日报在副刊开辟长短录专栏，专门刊登杂文。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杂文作家是邓拓和吴晗，两者均为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又是人文学者，前者有《燕山夜话》，后者有化名吴南星所作的《三家村札记》。其使用谈心、引导式的叙述风格，化用介绍大量的“古今有用的知识”，以宽容温和的形态来寄托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缺陷的敏感和关怀，这是和五四时期尖锐的讥讽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和态度。
另一类比较偏门的散文创作则是回忆录和史传文学，以纪实的方式来记叙革命历史。五十年代前期，这一类创作侧重于革命英雄人物故事，后来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有丛刊《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回忆录和史传文学出版，比如《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等等，但有趣的是，还有一些不被纳入正统的史传文学，一般以内部发行的方式，供给研究人员批判地参考，比如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60年代内部出版而有着大量读者。
|散文复兴时期的作家
散文复兴时期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就是，产生了实体性的散文作家，也就是以散文作为专业的作家。其主要有杨朔、刘白羽和秦牧，其写作分别演化为当代散文的几种模式。
杨朔是影响大一个散文家，他50年代中期发表《香山红叶》，从此走向散文创作，有《雪浪花》《茶花赋》《荔枝蜜》等著名作品，被当做当代散文的名篇被收入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本中。其写法讲究诗意，要“拿着当诗一样写”，这既是指技术上的精巧，也是指一种象征化表达宏大政治命题的话术，寻常事物和日常生活被发掘出宏大的意义，从茶花联想到祖国欣欣向荣的面貌，从香山红叶联想到革命精神等等，形成了一种“诗意”的模式。
刘白羽有《红玛瑙集》，收录《日出》《灯火》《长江三日》等作品。其作品采用现实日常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互交织的构思模式，将当代新中国的时期的场景和故事与40年代国共内战时期的记忆并排展出，最终宣泄一种激越的感情。
秦牧的散文集《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还有文艺随笔《艺海拾贝》，其创作强调知识性，语调上调和杂感和随笔，提供趣味和从容的感受，有清晰的观念框架和逻辑线索，同时夹杂大量的历史记载、见闻等知识材料。
其他的还有曹靖华、吴伯萧、柯蓝、郭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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