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这样妙语连珠的文字，怎不让人拍案叫绝呢？

象这样妙语连珠的形象化的文字，怎不让人拍案叫绝呢！？还有那篇《知难行难》，鲁迅于文中引用胡适去谒见“废帝”溥仪，对人说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这些话，显示出鲁迅对评论形象的精湛理论分析和富于独创性的形象概括。所以，连鲁迅后来颇满意这本杂文集。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使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软绵绵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而《南腔北调集》的内容是《二心集》继续和发展，另外收入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作家素描（八）鲁迅》：《倒提》，相界上禁止鸡鸭“倒提”，有人因此而感慨洋人厚待鸡鸭，虐待华人，华人不及鸡鸭。从这种感叹中，鲁迅捕捉到了一种奴性的病态心理，写道：“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名，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然而我们却不想念自己的力量与本质，等着别人来“解全悬”，“其甚者意‘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的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鸡鸭者，也正是有气味的。”

1933——1934年，这是鲁迅杂文的成熟期。这时期的杂文大多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伪自由书》是讥评时政为主的。无情地揭露和讽刺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或“只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文字曲折而犀利。《自由谈》于1933年5月25日被迫登在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准风月谈》就是这种政治气氛下的产物。这本杂文集的特色是寓政治风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从而以曲折的方式揭穿中外反动统治的。而《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如对服装、广告、标点符，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

最后三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除了继续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进行揭露外，还对革命阵营内部错误倾向的批语进行“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们鲁迅的杂文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相”全书。

2、鲁迅后期杂文也反映他对中国民族心态，也即“国民性”病根的顽强探索。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在客观分析与表现中国历史进程中，他的注意力始终集注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人，不同阶级、阶层以及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以及其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他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这些“社会相”很多，有“二丑”、“叭儿狗”，挂着“铃铎”的“山羊”、“革命小贩”、“政治奸商”、“洋场恶少”等等。他摄取了人物灵魂，勾画出社会世态，其形态是十分丰富多样的，这就是鲁迅探索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重要部分。在《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等文中概括了六类人生表现形态：踏、挂、踢、爬、撞、冲。……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错，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意思了。

又如《论‘他妈的’》一文中，针对中国人不文明的“口头禅”“他妈的”加以讽谕。说它的普遍性“不亚于‘你好呀’”，可以算是“国骂”；说它那“精博”的用法，除指“血统”以外，“或表惊异，或表感服”，甚至“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鲁迅指出“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是算一落千丈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三、 鲁迅后期的杂文也是他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它记录鲁迅随着时代步伐而不断进步的思想历程，即由一位民主主义战士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后期，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因此在文学上系统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与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托派等的论战中，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人性论”、“永恒的主题”的虚伪性和所谓“民族中心”的反动性。（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因意见不统一曾被认为有机可乘，寄来几本刊物和署名“陈仲山”的信，冯以笔录形式发表了鲁迅《答托洛斯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认为非常正确的”。因而在《答托洛斯派的信》中，他热情洋溢地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自下而上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托派来信，没提及毛泽东的名字，但他攻击的却是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鲁迅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就站出来捍卫这条路线，三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把问题彻底揭开，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对照和批判托派的极“左”路线。

对于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鲁迅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这是台湾的鲁迅研究者大致相同的看法。但杂文则不同，如苏雪林十分反感那些战斗性的杂文，认为这些战斗性的文章“出于病态心理”；“鲁迅自《华盖集》以后，便掉转攻击中国腐败的文明的。笔锋，施之于个人或一个团体。他那“引绳批根，絮絮不休；他那‘散布流言’，‘捏造事实’，‘放冷箭’，‘使软刀’的种种手段使用得太多而露出的破绽，都使读者烦腻，引读者反感。他用牛刀割鸡固然可惜，而因此露出自己‘不近人情’的性格，失去读者的同情，则更为可惜”，“文学无非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不管是谁诸了鲁迅的杂感，都觉得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样阴贼，峻刻、多疑、善妒、气量偏狭，复仇心理强烈坚韧，处处令人可怕”。苏雪林的这些观点确实代表着现在台湾一种较普遍的倾向。周锦也说鲁迅：“分量很多的骂人杂文，那是不能算作文学作品的”（《中国新文学史》），郑学稼则说：“倘使鲁不写‘杂感’，从事写作，可成为中国的福楼拜”（《鲁迅正传》）梁实秋说得较含蓄。《关于鲁迅》一文中说：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明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篇成为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讽刺文学，但还是有问题的。”讽刺文章三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第二存心要厚，指“逞一时之快”，第三讽刺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

二、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鲁迅的杂文，无疑是他无与伦比的独创的思想天才和艺术天才的结晶。关于鲁迅杂文的思维特点，是鲁迅研究专家早就注意了的问题。徐懋庸和毛泽东曾分别指出唯物辩证法在鲁迅杂文中的出色运用；冯雪峰认为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唐弢认为鲁迅杂文是逻辑和形象思维与具体材料和统一。我们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鲁迅杂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完美统一。那么鲁迅式的辩证的理论思维有些特点：

1、微观和宏观的统一。鲁迅杂文内容是极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大到整个“社会”，整个“文明”作批评对象，小到寻常的社会现象，但又“以小见大”，“借一斑而略窥全豹，以一目而尽传精神”。这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鲁迅曾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有很好的说明：“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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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在鲁迅杂文中，有单纯的历史考察和单纯的现实解剖的出色篇章，但大多数是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剖析相统一的，这是鲁迅杂文辩证的理论思维的重要特征。鲁迅这类杂文，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勾画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鲁迅的杂文，包容我们民族的整部历史，充满丰厚有历史感和深刻的历史预见性。

3、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鲁迅的博识是无与伦比的。他精通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医学、地质学，也有丰富的文学、绘、历史、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民俗、考证等。使他的杂文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总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调动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

4、“破坏”与“建设”的统一。鲁迅的杂文，是不留情面，坚忍不拔地“暴露”和“攻打”旧社会和旧文明的匕首和投枪，充满着批判和战斗的激情。别林斯基说过：“任何否定，如果要成为生动的，诗意的，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杂文家的鲁迅，既是尖锐的社会批评家，又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既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他杂文中的“任何否定”都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

因此，鲁迅的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散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互相统一和有机的融合，这一思维的根本特定，决定了鲁迅杂文带有鲜明的艺术特质：即集中表现了议论的形象化、议论的理趣化和议论的抒情化。

1、议论的形象化。鲁迅曾对自己杂文的艺术手法有一个基本的说明：“我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因此，他的杂文并不局限于描写这一个具体的人与事，而使它具有历史的概括性和普通性，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象和标本，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常取类型”。这也是要求作家杂文创作时，议论要形象化。而议论形象化的途径和方法很多，首先是借助想象、联想创造出那些带有比喻和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如“落水狗”、“叭儿狗”、“夏三虫”、“二丑”等形象，创造的意象如“黑色的染缸”，“小摆设”等。单就“叭儿狗”类型形象的创造，就让人拍案叫绝，不仅在早期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刻划。而且鲁迅与形形色色的“叭儿狗”长期战斗中，不断地画出了其种种变幻，如“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的‘叭儿狗’”；“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疲”，《而已集小杂感》变成了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丧家犬”，曾经是激烈的狼，现已“被驯服”，失去了“野性的”狗，“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统治者之上的”。“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犬”，“岌岌不可终日”，《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付面目”的“不忠实”的狗等等。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将鲁迅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陆续勾勒下的“狗相”合起来看，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走狗”的类型形象，都得到了充分的刻划与表现。又如1932年，《二丑艺术》，“二丑”乃是戏剧里“二花脸”，鲁迅说这是由于“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鲁迅认为二丑的本领在于他们有帮闲之才，“懂得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并以“小骂大帮忙”为目的。比如对主子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应该洗一洗。”在帮凶或帮忙，也显得特别的阴险，尽量不露痕迹，“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然后转过脸来，对看客指出主子的缺点，一面摇着头装起鬼脸说：“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后一手的二丑的特色，也是他们的绝招，他们既要不失主子的宠幸，又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其次是起绰号或漫画，鲁迅曾《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说：“果弋里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字——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也摆不脱。”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他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声恶少”，差可匹敌。

“革命小贩”是骂杨邨人的，这位曾加入共产党，28年参加太阳社，叛变革命之后，竟在《现代》杂志，公开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攻击鲁迅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错误的。所以鲁迅在《答杨邨人公信的公开信》，揭露杨邨人是“革命声中的一位小贩”，“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为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用处的”。“洋场恶少”指的是施蛰存，这是一位《现代》杂志主编。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鲁迅发表了《重三感旧》一文，进行了恳切的批评。但施蛰存立即写《〈庄子〉与〈文选〉》进行反驳，说鲁迅文章如没有古文学的修养，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还讽刺鲁迅用骈体文为《淑姿的信》作序，因鲁是“素昧平生，无话可说，以骈文含胡之。”针对施不良倾向和态度，鲁迅又写下《“感旧”以后》（上）、（下）、《扑空》、《答兼云》等许多杂文，明确揭示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是一大群遗少群的风气”。鲁迅还严正批评对手在论争中的表现：“无端的诬赖”，“猜测，撒娇，装傻”，这就不仅是“遗少”的问题，还现出“洋场恶少”的本相了。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形神毕肖”勾画出来，让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

再次是描摹人物的动作、声口、心理。例如陈西滢和徐志摩的互相吹捧，徐志摩说陈西滢学法朗士的文章当得起“有根”，只有他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陈西滢则说徐志摩在新文学家中“尤其”特出，鲁迅嘲弄说，现在中国的“有根”学者和“尤其”的“诗人”是“互相选出”了（《无花的蔷薇》）三十年代初胡适转向反动，去拜谒“废帝”溥仪，鲁迅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中引了谒见后胡适对人说起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又如刘半农1933年参与北京大学招考，在阅卷中，有考生把“昌明文化”写成“倡明文化”，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可是刘无聊透顶，自己写起自批自注的打油诗，发表在《论语》上，对比大加嘲笑：“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等等。鲁迅见了很反感。便著文《“感旧以下”》（下），把考生的字和刘半农的自批自注的打油诗放在一起，刘半农的浅薄相就暴露无余（教授），并且说《诗经》里有“倡予和女”，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刘半农。

以上几种方法，均为鲁迅杂文写人的灵魂方法。鲁迅杂文中人物形象的刻划自然同小说或纯文学散文不同的，带有片断的、漫画夸张的性质，同时它是直接逻辑评论服务的。德国诗人海涅在《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中评论莱辛的一段名言，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杂文形象创造的意义。在那里，海涅说：“他（莱辛）用他才气纵横的讽刺和极可贵的幽默网住了许多渺小的作家，他们象昆虫封闭在琥珀中一样，被永远地保住在莱辛的著作里，他处死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不朽。”鲁迅和下的许多杂文形象，确有“不朽”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2、议论的理趣化。朱自清在《鲁迅先生的杂感》中说：“鲁迅先生的《随感录》……还有一些‘杂感’，在笔者也是‘百读不厌’的。这里吸引我的，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一方面却还有别的，就是那传统的称为‘理趣’，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理智的结晶’的，而这也就是诗。”鲁迅非常强调杂文要有“趣味”能引人发“笑”，能给读者以“愉快和休息”，鲁迅也反对为“笑”而“笑”，为“幽默”而“幽默”，为“滑稽”而“滑稽”，反对把“肉麻当有趣”的庸俗低级“趣味”，鲁迅的这一切主张贯彻在他的杂文创作里。鲁迅无疑是一位卓绝于古的“笑”的大师。罗马诗人贺拉斯曾说一句名言即“含笑读真理，又有何妨？”作为杂文大师的鲁迅，不仅是勇猛无畏地狙击中国的旧社会和旧文明的“霹雳手”，他还是“含笑谈真理”的讽刺和幽默大师。“含笑谈真理”是鲁迅杂文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鲁迅杂文为读者长久喜爱、传诵不衰的一个奥秘所在。例如《隐士》隐士尽管“泰山崩，黄河溢”，却“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又如《病后杂谈》，揭发反动统治者施行“仁政”，鼓吹“君子远疱厨”自欺欺人的实质。“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

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告备于我矣’了。”评论历史，讽喻现实，在幽默中寄托着对国内外反动统治者的控诉。可见，鲁迅的杂文是真理和谐趣的高度统一的理趣美，是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幽默的最高水准。对人民来说，读鲁迅的杂文，是在笑声的王国里作真理探胜的旅行，对于那些丑类来说，是引颈苦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可怕判决。为了说理的需要，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广泛援引和活用中外神话，寓言、故事、传说等材料，这些材料本身就是诙谐有趣的，经过作家夸张、借喻、双关、反语、暗示等讽刺，幽默手法的运用，与作家所要阐发的真理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如《由中国女人折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单看这个长题目，谁都会觉得好笑。本篇是应林语堂编的《论语》而作的。文章从“缠足”谈起，分为两派，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装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这一派也是“贵古而贱今”的观点来论证的。

鲁迅说两派的话，都错，也都对的，错——从汉唐的图画，女人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对呢——汉朝确有一种“利屣（舞鞋）穿久就形”趾敛。缠足，“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9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实在是“过火”，鲁迅由此引出所谓中国人之非中庸。可见中庸，然而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为什么要大呼要“中庸”呢？鲁迅的推论是，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鲁迅随手举了两件大事来说明这个道理：“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尔夫球，从此 主张运动的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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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理论，人们要记起肚子，大致犯了胃病了。孔老夫子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因此，鲁迅推论他得过胃病，并且还找出促使他生病的客观原因。

鲁迅说，以上的考据，都是“读书问得来”，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多疑”的谬误，这实在是“左右而言他”。

3、议论的抒情化。鲁迅的杂文燃烧着神圣的爱憎，洋溢着抒情的激情，充满着诗的情趣。真情是一切文学创作的艺术生命，杂文也是如此。鲁迅的杂文是他的真情的流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正如他在《七论》《文人相轻》里说的“现在这‘可怜’的时候，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如面对段祺瑞军阀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愤笔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始。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又如《“友帮惊诧论》（《二心集》）：

好个“惊诧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戳，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这是在论证吗？也不是！作家用不着论证，他只需要摆出“友邦人士”所谓“惊诧”和他们并不“惊诧”的事实，加以对照，加上两个“好个‘友邦人士’！”的反语，再加上一个“是些什么东西！”的怒斥，“友邦人士”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的丑恶面目便昭然若揭了。读罢这段义愤填膺的斥责，我们眼前矗立着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鲁迅先生的高大形象。可见，鲁迅杂文既不满足于一般的就事论事，也不满足于稍胜一筹的就事论理，他所追求的是感情的表现，是情、理的融合！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杂文充满了画意，充满了诗情，它给人们的不是什么枯燥的论点或教杀，而是惑的薰陶与愉悦。

在鲁迅的杂文中，还有许多诗意盎然的篇章如《夜颂》、《秋夜纪游》、《白莽作孩儿塔》等。这一切，充分显示了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精湛融汇与高度结合。它既有强大无比的思想威力，又有无限深厚的文学魅力，不愧是我国现代杂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