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读的散文（之一）——祝勇一

值得一读的散文（之一）

祝 勇

一、鲁迅（1881—1936）：《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篇文章有意思，可能因为是演讲稿，所以写得松弛，故事也多，读起来也不像鲁迅的散文杂文那样佶屈险峻，只是不知道他用绍兴话演讲，听众听起来感受怎样。所以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在想着他的绍兴话，好像在听一张民国时代的老唱片。

1927年7月23日、26日，鲁迅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进行了这次主题演讲，邱桂英、罗西记录，其中罗西就是后来写下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欧阳山。鲁迅修改后，发表于同年11月16日《北新》第2卷第2号，第二年又收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而已集》。

这篇文章（或曰演讲），把我们带回到宽袍大袖、赤足散发、饮酒服药的魏晋时代，把目光锁定那个特殊年代里特殊的人，通过时代来观察人，又通过人来折射那个时代，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写作观，用今天的话说，叫“以人为本”，用鲁迅的名字说，叫“树人”。从魏晋时代那些亦喜亦悲的放浪人物身上，他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原因很简单：“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2013年，我为《十月》杂志开《故宫的风花雪月》专栏（后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第一篇写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魏晋书法。关于那个时代的风流俊逸，我这样写：“那潇洒里却透着无尽的悲凉，不是幽默，是装疯卖傻，企图借此躲避司马家族的专政铁拳，最终，嵇康那颗美轮美奂的头颅，还是被一刀剁了去……”

鲁迅的散文，我以为写得最好的是《野草》。但《野草》是一部书，应从整体看，这里只论单篇，不论书。因此我推荐这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二、周作人（1885—1967）：《苦雨》

周作人先生的散文，特点是淡。他的淡，与鲁迅的浓，形成对比，相得益彰。所以人们常把周作人的散文比作茶，把鲁迅的散文比作酒。那茶是苦茶，清淡中现出苦味，于是周作人给自己的书斋起名“苦茶庵”。

苦，几乎可以成为周作人一生的关键字。连雨，都以苦来形容。尤其是夜里，落雨的声音“哗喇哗喇”，“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雨给周作人的生活带来诸多的麻烦，但周作人执意写苦雨，并不一定是出于抱怨，相反，他对这份淡淡的苦怀有一份眷恋，如同守着一盏枯灯的禅者，是风雅，也是境界。人们说茶苦而甘，他守着这份幽幽咽咽、曲曲折折的岁月，心甘情愿，就是一种风雅。

梁实秋曾是苦茶庵里的茶客，他形容道：“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盘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

可惜周作人太看重这种清淡与风雅，舍不得他的坛坛罐罐，所以日本人来了，他也不愿意离开北平，就当了汉奸。我固然反对因人废文，但他的风雅，起码是露了破绽——风雅不是纵酒论茶、金石字画；真正的风雅，是与风骨相连的，趋炎附势，风雅也就假了，像郑振铎先生在《惜周作人》里所说：“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

三、胡适（1891—1962）：《差不多先生传》

作为“五四”主将，胡适先生倡行科学、理性、实证，推崇“言必有证”的严谨态度，他提出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影响至深至远。在本文中，胡适先生虚拟了一位“差不多先生”，凡事只求“差不多”，最终死在这个“差不多”上。这个人不存在，却比比皆是，甚至，他就是中国人的化身。在胡适先生看来，“差不多先生”的命运，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命运。这也算是一种“国民性批判”吧，只不过胡适先生是以一种荒诞、诙谐的方式进行的，用反证法，申明了自己的主张。

四、林语堂（1895—1976）：《说北平》

北平是一件艺术品，这一点世人皆知，只是要写好它，实在太难。十几年前，姜德明先生编《北京乎？》时收入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鲁迅、胡适、俞平伯、潘谟华、沈从文、朱光潜、叶灵凤等新文学名家描述老北平的散文，算是一场在纸页上进行的盛大名人聚会。北平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会客厅，凡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人物，无不在北平留下痕迹，这是必需的。

尽管有如此众多的名家参与，北平依旧是难以描述的，就像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里说：“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何况北平如此浩大、深邃、鸡零狗碎，任何一种书写都是挂一漏万。2008年北京奥运，《北京晚报》请全国作家写圣火传递的城市，8月8日开幕那天，轮到我写北京，两千字，写尽北京的历史文化。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相比之下，林语堂先生这篇《说北平》，我是喜欢的，因为它不写骨，不写肉，而写魂——开篇所说的城市品格，就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所有的流光碎影、雨丝风片，都是这灵魂的附属品、外在物。找到了魂，那些硬件的搭配才会妥帖。所以，他先从人入手，后写城池、街道——他是反着写的。而那些人物，哪怕只有寥寥几笔，都会让了解北京的人心悦诚服，比如“一个可爱的老画家，露着大肚子坐在槐树下的竹椅上用芭蕉扇摇风乘凉梦想他过去的日子；或是一个踢毽子的老人，他能把毽子放在头顶上一点一点的移动着，然后由背后掉下来时，平落在他的鞋底”……它又古老又年轻、又清静又喧闹、又贵族又平民……它汇集了太多矛盾的事物，但正是由于那个魂在，那些矛盾的事物又是那么和谐地归于一统，似水银泻地，花雨缤纷。这正是本文的意趣所在。

五、郁达夫（1896—1945）：《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这是一封给一位走投无路的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更是写给时代的控诉书。因为那是知识贬值、大学教授难求温饱、大学毕业生更无糊口资格的时代，一个做白话诗、写短篇小说相当于被阉割的时代。作为一个“过来人”，郁达夫先生以己为例，劝告那位文学青年放弃梦想，因为在那个时代，他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这个时代，亦不乏“愤青”，但没有一个人像郁达夫那样“愤”得彻底、“愤”得率真、“愤”得可爱、“愤”得不管不顾。比如他给文学青年指明了道路：要么去当兵，要么去做贼。不然，他的前途就注定是在那间寒冷的公寓里冻死饿死。倘去做贼，一定要从熟人下手，而郁达夫先生自告奋勇，自愿当这第一位熟人，让文学青年来他家里练手。我想今天的读者，不会幼稚到把它当作学坏教科书，把郁达夫当作教唆犯，这篇公开状，通篇以反语写成——这构成了这篇散文的一大特色。这些反语，是郁达夫先生向那个时代发出的最刻薄的咒语。

话虽如此，但那天中午，生活本已拮据的郁达夫，还是拉着那个文学青年在北平西单“四如春”饭馆吃了一顿饱饭，后者已经三天水米未进，顾不得斯文，狼吞虎咽。这才有开篇“中午吃饭之后”之语。归来后，年轻人回到他的冰冷小屋，自尊心才慢慢苏醒，趴在桌子上大哭了一场。然而，那个文学青年并没有听从郁达夫先生的劝告，放弃从文，因为他的名字，叫沈从文。

六、郑振铎（1898—1958）：《惜周作人》

在谈周作人的文章中，这是有力的一篇。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没有避谈“附逆”（即当汉奸）这一话题，开篇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接下来，就细细回顾了周作人附逆的过程，分析了他附逆的心理。郑振铎先生的深切痛惜，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学巨匠投降日本人的悲剧意味。

七、丰子恺（1898—1975）：《口中剿匪记》

丰子恺先生是漫画大师，他把幽默蔓延到纸上，他写散文，幽默戏谑却不油嘴滑舌，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丰子恺先生的幽默与其晚辈钱锺书先生不同，后者往往旁征博引来剖白人生，前者则有更多的现实观照，比如这篇《口中剿匪记》，讲述他拔牙的经历，却把再寻常不过的拔牙，比喻为“口中剿匪”，这个“匪”，指的是官匪，即贪官污吏。这样的构思，堪称奇巧，通过“个个变坏，歪斜偏侧”的牙齿，勾勒出官匪的情状，以及他“剿匪”的雷厉风行。寥寥几笔，却指桑骂槐，不失为用文字书写的漫画，即使今天读来，依然痛快淋漓。

八、瞿秋白（1899—1935）：《多余的话》

本文收选的散文作者中，瞿秋白先生职位最高——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且是两次，一次是1927年7月至1928年7月，取代陈独秀，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另一次是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1927年，毛泽东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序言就是瞿秋白所写。1934年，江西红军被迫长征，身患肺病的瞿秋白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等于被交给了国民党。第二年，瞿秋白被捕，5月里，押解到福建长汀，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

这篇文章几乎是瞿秋白留在世上的绝笔——这绝笔真“绝”。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从政和从文的历程，写得自由、坦荡，不似政治人物的诀别书那样，被政治大词支配着，自我圣化，无懈可击，而是交出了一堆小辫子，像他的好朋友鲁迅所说的，把解剖刀对准自己，自称“脆弱的二元人物”，对自己内心的纠结、犹疑、软弱没有丝毫的躲闪。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瞿秋白一人而已，这篇文章，当成中国人必读文章。

他的潇洒，使他的死亡本身也成了一篇经典好文章。据说他在死前，应国民党军官之请，给他们刻了许多印章，他内心的平静由此可见。他还送给国民党少校军医陈炎冰一张照片，在照片背后写道：

炎冰先生惠存 瞿秋白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

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什么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秋白

一九三五年摄于汀州狱中

他的从容不迫甚至赢得了他敌人的尊重。行刑前，宋希濂为他设宴。一位报道枪杀瞿秋白的记者在现场留下这样的记录：“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用毕酒菜，他正了正衣履，到公园凉亭前，背起两手，昂首直立，拍了遗照，然后在刀兵环护下，手里夹着香烟，向刑场走去。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行走时，他夹烟的手丝毫不抖，飘出的烟缕，也丝毫不乱。到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而坐，回头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说：“此地甚好。”话音刚落，枪声响起。宋希濂特别叮嘱行刑者在瞿不注意时从背后开枪，以减少他的痛苦，并在行刑后迅速收殓。

瞿秋白曾经参加过1919年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学主将鲁迅等人过从甚密，他的这篇《多余的话》，实际上是承接了新文学“人的文学”的主旨，而不是政治的文学。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政治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即使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目的也并非建立一个更加暴力的世界，而相反要扫除暴力，建立一个合乎人性、适宜人的生存的理想世界。所以，无论文学，还是政治，都是为人服务的。

正因如此，瞿秋白这篇《多余的话》，才选择了用人性的目光来观察政治争斗和人世缤纷。这样的文字，政治家未必喜欢，因为它是超政治的。但超政治，才是最大的政治，或者说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所以，在“革命压倒启蒙”的时代，这篇《多余的话》，知者未必很多。他似乎预知了这一点，所以标题为“多余的话”，富有自嘲的意味。在血与火之外，他的目光已经归于平静、柔和、理性、客观，而且充满感情。阶级斗争是以恨为基础的，但此时，他的心里，却充满了爱，因为爱，无论如何是比恨更加高贵的情感。

三十六岁的瞿秋白怀着无限的眷恋离开人世。他爱他生存过的这个世界，爱他所爱的人，甚至爱他吃过的食物。所以，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是：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九、沈从文（1902—1988）：《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沈从文是个水妖，遇水就活。

1934年，沈从文走水路，返回故乡湘西。他最好的散文，就在湘西的水上等他。

此行他写下《湘行散记》，本文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散记里，他把水上人的性格写到了极致。

他写水手，也写水手的女人。他们一无所有，连名字都没有，所以在《湘行散记》里，沈从文一律称他们为水手和妇人。他们的爱情也没有名字，但这种爱情更加真实热烈、不算计得失。

在“上流社会”混过，写过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如《八骏图》），声讨过知识分子的虚伪和空虚之后，沈从文对水上人的认同感更加强烈。他说：“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金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只有在水上，沈从文才能任性而自由。知识界始终让他感到拧巴，直到解放后都是如此。

十、梁实秋（1903—1987）：《中年》

梁实秋与鲁迅的对立，在对待中年的态度上也能体现出来。鲁迅《野草》中的《希望》，就是书写中年心境的。鲁迅心中，似乎总是深埋着一股巨大的痛，相比之下，梁实秋更加冲淡、随和、随遇而安。梁实秋虽写尽了中年的种种坏处，字字惊险，让人看了心慌——尤其中年人，结局却是好的。梁实秋先生于调侃中，把那份惊险化解了。

唐代诗人郑谷有一首诗，与本文同题，意趣相似，可与本文参照：

漠漠秦云淡淡天，新年景象入中年。

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

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

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

十一、林徽因（1903—1955）：《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登上一架邮政飞机，由南京赶往北平，参加林徽因在协和礼堂的演讲会，在弥漫的大雾中，撞向济南南郊的开山，飞机坠毁。死前一天，徐志摩还向朋友们开玩笑说：“小曼说，我若坐飞机死了，她做（风流寡妇）。”把大家都逗笑了。

当天梁思成去接机，没有接到。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得到徐志摩遇难的消息，林徽因当即昏倒。

梁思成赶往失事现场，捡回一片飞机残骸交给徽因。此后这对夫妇无论怎样颠沛，这片残骸，一直带在身边。

长歌当哭，椎心泣血，半个月后，林徽因写了一篇《悼志摩》，刊发于《北平晨报》。

四年后，徐志摩祭日，林徽因依旧无法释怀，写下这篇感人至深的《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去纪念那些“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的事，解读他们“孤立在人中”的挣扎，书写死与生的困扰。

那些人，在那些日子里相遇，变成那些事。只是，它们统统都是过去时了，没法重复。我们只有慨叹、欣赏的份儿。

他们已经轻轻地走了，正如曾经轻轻地来。他们留下的痕迹，只有文字。

十二、朱湘（1904—1933）：《胡同》

朱湘把胡同的名称比作词牌，使北京城那些横横纵纵的胡同一下子就有了音乐感，那些名字的光泽，甚至唤醒人们的味觉。作为一代著名诗人，朱湘对文字的精致品味，蔓延到他对胡同名字的品读上。或许，在这座古都里，只有朱湘一人把胡同的名字当作品来读——当然是往昔时代的作品。时代沦落了，胡同的名字也被改得粗鄙不堪。即使在这篇散文里，朱湘对时代的失望也可见端倪。朱湘死得太早——1933年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时，才二十九岁。半个多世纪后，这个纪录被一位名叫海子的诗人打破了，1989年，海子在山海关自杀，年仅二十五岁。

十三、巴金（1904—2005）：《怀念萧珊》

巴金的散文，我上中学就爱看，至今依然。尤其到了晚年，巴老的散文臻于成熟，少了年轻时的唯美，却多了厚重与质朴。

这篇《怀念萧珊》，许多选本都选过，但我还是不能不选，原因是这篇散文，不只情深意切，令人泪湿，更重要的是，在这篇散文里，巴老没有把自己写成反对“四人帮”的英雄，而是写尽了自己生命中的难堪、卑微、无望、辛酸，还有无法弥补的，遗憾。

真、善、美中，真排第一，因为真是善和美的基础。这一点并不深奥，却难于在文学中贯彻。余光中先生曾在文章里批评胡兰成“达成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在当下，亦有“散文大师”，面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处处遮掩粉饰，结果是张嘴便假。写字说话不真，即使费尽口舌也徒劳无功，徒添笑话而已。

有他们反衬，更显出巴老的价值。

这篇散文还有一项功效——告诉“新左”们，什么是“文革”。

十四、丽尼（1909—1968）：《鹰之歌》

这篇散文很短，却经久不忘。它像诗，许多自然段都只有一句话。同时，在有限的篇幅内，词语有多次的反复，形成节奏上的铿锵感。比如：“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的黄昏。”“南方，遥远而美丽的！”“南方是有着榕树的地方……”“南方是遥远的，但我忆念着那南方的黄昏。”“南方是有着鹰歌唱的地方……”

但这却是一篇描述死亡的散文。南方，那个“有着太阳和热和火焰的地方”，它的红日、大海、渔船、榕树，以及从长空飞过、自由不拘的鹰，却成为见证死亡的地方。那位有着“修长的手臂”的少女，就是在这样的南方被枪弹射死的。以如此明丽的色调作为死亡的背景，这样的处理，大胆而富于创造力。万物蓬勃的南方与黑色的死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正是这样的反差，让这篇散文有了经久的震撼力。

在这样的对比中，存在着不同事物之间的转化关系，比如死与生、忧愁与兴奋、失望与希望。这种转化关系，使这篇描述伤痛的散文没有坍塌下来，而是有了韧性和力量；也使它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拓展。

十五、柯灵（1909—2000）：《遥寄张爱玲》

这篇散文写于1984年，那一年我十八岁，中国现代文学家中，“鲁郭茅巴老曹”如雷贯耳，对张爱玲、钱锺书、季羡林何许人也，一概不知。那时候，张爱玲的作品，世面上几乎没有。要感谢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没有拿着官修文学史照本宣科，而是引导我们去图书馆找张爱玲等人的作品，才对文学有了更加开阔的眼界。

现在又到了另一个极端，张爱玲的作品已经满街都是，写张爱玲的文章也汗牛充栋，甚至不无过分阐释之嫌。但柯灵先生这一篇依旧是好的。老版本上那个穿旗袍的张爱玲，在文字里又活了回来。那个抱定了“出名要趁早”的信念的作家与时代的纠结，尽在柯灵的文字中展露无遗。世事的因果，似乎只有到了柯老那个年龄，才看得清楚，也才写得动人。

于是想起大画家张仃先生一句话，艺术要大器晚成，没有捷径可走。在我看来，柯灵晚年的文字即是证明。张仃这句话，与张爱玲对“出名要趁早”的坚信不疑，可以相映成趣。

十六、钱锺书（1910—1999）：《论快乐》

钱先生的散文，有文化底蕴却无学究气，学问开合，词语来去，皆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这篇《论快乐》，从一个法文单词出发，扩展到对人生乃至人类大道理的了悟，获得了广阔的语义空间。这当然首先与钱先生的学问功底有关，钱先生学贯中西，晓畅英、法、德、拉丁、意、希腊、西班牙等文字，被誉为“文化昆仑”。余光中先生称，钱先生的西学列于中国人之第一流。但这样的学问功底，或许可以保证钱先生写出好的论著，却不一定保证他写出好散文。钱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在于他的敏感、睿智、幽默。因敏感，才有发现；因睿智，才不拘泥；因幽默，才能通透。钱先生散文，是中国文学中的孤本，许多人想学，却学不来。但是，仅是欣赏，也不失为一种“快乐”。

十七、萧红（1911—1942）：《回忆鲁迅先生》

20世纪中国女作家，我以为未有超过萧红者，尽管萧红没念过中文系，没入过作协，而且，仅活了三十一岁。萧红去世的时候，许多人的写作还没有开始，但萧红留下的高度，至今难以跨越——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这篇《回忆鲁迅先生》，无论放到哪个体系内，都是经典。

从标题一望可知，这是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这很简单。但简单的只有这个标题，标题下面的世界，却是无比的复杂。尽管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很多，却并不好写，因为回忆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鲁迅。一个人该有怎样的自信，才能去写鲁迅？我曾怀疑，当下的鲁迅研究者，倘没有鲁迅的知识结构，怎有胆量去破解鲁迅的精神之谜？

萧红却选取了最机智也最“文学”的一个写法。她摒弃了宏大叙事，放弃了吓唬人的大词，这篇回忆，完全是由细节的小零件构成，绵绵密密、不厌其烦地堆砌起来，反而成了风格，有了风骨。

这当然缘于萧红与鲁迅先生关系的不一般，亦师亦友。这给了萧红一个别人没有的视角，更离不开萧红眼光敏锐、心思纤细。在所有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这篇文章剑走偏锋，自成一格，既有文学价值，又是研究鲁迅的珍贵史料。

一部（篇）文学作品，细节是基本的构件。细节如水花，层层推动，才成作品。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萧红对此了如指掌，《回忆鲁迅先生》就是细节叙事最好的范本。因此，对于写作者而言，这篇散文有着教科书般的意义。

感谢萧红，让今天的人们在主流言说系统中的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背后，看到了那个常态的、未经修饰的鲁迅。我们于是知道，伟人也要吃喝拉撒（尤其喜欢吃油炸的东西），会笑到咳嗽，晓得女人穿衣裳的事情，爱开玩笑（尤其是对萧红这样的女生开玩笑）。

没有了这个鲁迅，我们脑海里的那个鲁迅就变成了一个概念，悬在半空，无所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