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受“侠”这一思想的影响很深，政治理想

论李白诗中的侠客精神

李添添/文

摘 要：李白受“侠”这一思想的影响很深，在他的诗歌中，多次写到侠客这一类型人物，集中表现了他对于侠客的深情和向往，他学习侠客的行为，表达对侠客的倾慕，赞赏侠客的精神，甚至将侠客精神作为晋身报国的途径和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方式，实际上都是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实现理想抱负的表达。我们以李白的侠客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李白的政治理想的角度去考察他诗中侠客精神的表现和联系，进而探索李白诗歌中借侠言志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白；侠客精神；政治理想

一、引言

李白是唐朝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现存的九百多首诗歌中，涉及到侠客这一类型的有近百首，这些诗将李白的侠客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便是他的《侠客行》，诗中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1]写尽了豪侠武艺的高超和态度的潇洒。历史上有许多文献记载了李白的生平经历，如“少任侠，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宋祁《新唐书·文艺列传》)……这些指出了李白崇尚任侠的性格特点。追溯任侠之意，可见颜师古为《汉书》作的注解，他指出“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 [2]强调任侠之士凭借自身权威、勇气或者财富等扶危济困，李白以侠客自许，有着属于自己的侠客梦。

二、影响李白侠客诗创作的因素

罗宗强先生在《李杜论略》中指出“任侠在唐朝，是一种非同凡响的行为，带有一定的英雄色彩，它的具体内容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精神上却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要表现得异乎常人，非同凡响” [3]。由此可见，唐朝本身侠风就是很盛行的，而侠客的一些行为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任侠使气、畅意人生，普遍存在于唐朝的社会中。唐朝是一个看重武力的时代，唐高祖李渊本人就有鲜卑族的好战剽悍之传统，在《新唐书》中也有记载说，唐太宗在打算起兵之时，就“阴结豪杰” [4]，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也与任侠这样一种行为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在平民百姓之中就成了一种英勇豪迈的侠客印象。在唐朝尚武国风的影响下，侠客这一身份必然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侠客的豪放不羁的精神也会为人们所激赏，侠客的任侠使气的行径同样会为人所认同和向往。

生活在盛唐时期的李白，他的侠客思想既有世风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家庭的熏染。安旗在《李白纵横谈》中说，“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一位行侠仗义之人，在因为扶危济困或申冤雪恨而任侠杀人之后便避居穷乡僻壤，隐姓埋名” [5],他将自己倜傥不羁的性格遗传给了李白，使得李白带有一种侠客的铮铮傲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 [6]。可以看到李白的政治抱负是宏大的，境界也是极为壮阔的。他终生不考科举，不求小官，总想凭借个人才智，一举而至卿相，成为左右朝政的风云人物，作出一番大事业，要济苍生、安社稷，要留名青史，然后功成身退，放浪形骸。

他学习纵横术，练剑，观百书，读书和习武相结合，保留了他真纯的天性，不至于迂腐，还多了那么一点纵横意气、放荡不羁的意味。他在《行行游且猎篇》中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将自己的豪侠性格和积极的入世精神相结合，希望建立功业，留名青史。但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功名利禄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对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他的豪侠本性与入世精神的结合，在体现出建功立业的进取热情与宏大高远的襟怀志趣的同时，更深藏着一种正直高尚的品格情操与自尊自重的人格力量 [7]。也正是李白自身所具有的这种豪侠气质和不羁人格，使他的侠客诗也表现豪迈激昂。

三、李白诗中侠客精神的具体表现

李白现存的九百多首诗歌中，涉及到侠客这一类型的有近百首，这些诗将李白的侠客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节义为本，排难解纷，这主要表现在李白豪放不羁的豪侠个性之中；第二个方面是个人勇武，靖边卫国，主要表现在李白受到的教育以及追求入仕的途径；第三个方面是功成身退，不矜其能，主要表现在李白的理想中，他想要建立不朽的功业，然后退身红尘之外，过上悠游自得的生活。在李白的侠客诗里，“任侠”不仅仅是一种建功立业的途径，更是一种浮游在天地间的精神气质，豪放飘逸、天马行空、一无依傍。

(一)节义为本，排难解纷

所谓的节义，就是节操与义行，就是侠客自身的气质和禀赋。侠客本身就带有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品质，凭借一己之力为他人解决烦恼而不惜自身。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记载：“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间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 [8]这里记载的是李白曾经与蜀中的友人吴指南一同来游楚地，吴指南病死在洞庭湖上，李白除去丧服时还在痛哭不止，好像失去了亲人一样。炎热的天气里，伏在他的尸体上，眼泪都哭干了，最后眼内流出血来，过往行人见了，都伤心落泪，有一只老虎被惊动走来，但李白仍坚守在尸体旁边一动不动。我们能够看到他讲义气、讲信用的存交重义的性格特征。李白十分珍视朋友间的感情，为了友人的丧葬而不顾自身的安危，这里所体现的正是李白重义的性格特点。

李白在《少年行》其三中说“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李白的古道热肠使他结交了各种朋友，他的侠客节义之行同样被王侯所赏识。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李白应友人元演之邀北游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营)，恰遇小兵郭子仪触犯军规当重处。他当即出面缓颊，使郭子仪得以幸免责罚。二十二年后，郭子仪成为关内河东副元帅，配合回纥兵从安庆绪、史思明手中夺回长安、洛阳，因功迁中书令，后又进封汾阳郡王。这位郭汾阳也是一副侠肝义胆，知恩图报。当李白因附永王李璘罪面临砍头危险时，“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而李白之所以能“识郭汾阳于行伍间”(同上)，则是其侠义心肠使然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9]由此可知，游侠人物能够抗暴扶弱，救助人于困厄，不惜仗义舍身，所以受到社会的尊敬，这和李白节义为本、排难解纷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都表现出他豪侠的性格特征。

(二)个人勇武，靖边卫国

崇武的时代精神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便是边塞诗派的出现以及文人的投笔从戎，即使诗人没有去过苦寒的边境，他们也会在诗中用想象的手法描绘出壮美辽阔的边塞风光，表现出对于功业的渴望。这样一种献身报国的情怀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曹植的《白马篇》，曹植在诗中塑造了身手矫捷而忠心报国的幽并游侠儿形象，借以传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 [10]，将个人的理想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因为在边塞战场，游侠只要捐躯赴国难了，也能成为功臣。唐朝是一个尚武的时代，正如葛景春先生所言，因盛唐时代尚武的风气很盛，李白学任侠击剑，企图从立边功的方面来建立功勋，以达其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显君扬亲的目的 [11]。李白从小就学习剑术，这一身好本领不仅仅能用来帮助他人，更可以投身军营，立功边疆，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古风《侠客行》全诗都是描写侠客的英勇行为，以及对于侠客的由衷倾慕之情。“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几句话就惟妙惟肖的描绘出了一个英姿飒爽的、鲜衣怒马的少年侠客形象，这侠客描绘的未尝不是诗人自己的自画像，在李白的心中，侠客应当就是这样的潇洒慷慨，豪迈纵横，让人一见难忘。

李白赞赏这类古代的侠客，表彰他们为国献身的精神，实际上传达了自己对于侠客事业的向往，将他们当做自己心中的理想人物，也就表明了在李白的诗中，却强扶弱的古代侠义之士是他的自况。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是李白没有因为个人勇武而受到唐玄宗的重视，反而是自己的文采风流得到了赏识。玄宗看重他的才学，希望他能用笔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自己的宫廷内帷生活增添些乐趣和诗意。但是这和李白的追求自由和洒脱的个性是完全不符合的，所以他在宫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便被赐金放还。从诗人少年到中年再延续到晚年，人生理想从来没有改变过，早年李白的任侠、结交豪侠之士的活动，以及中年的干谒、漫游活动，都是在寻找一条排除科举在外的适合自己的理想道路。安史之乱后，永王李璘三次发出诏令意欲召来李白为自己效力，而李白在没有弄清局势的情况下就站错了队，被误以为是叛军。从李白的本心来说，当时危急的情况之下，他认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已经到来，以为自己可以凭借个人勇武靖边卫国，所以他激动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这首气势昂扬的战歌，《永王东巡歌》其二里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里写出了诗人想同谢安、诸葛亮等人一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不朽的功绩，爱国情怀令人感动。李白想通过个人勇武建功立业，本以为入幕永王便可以为国效力，但却背上了叛军之罪名，这与他的人生理想相距甚远。

(三)功成身退，不矜其能

李白一生并未得到赏识、建立功勋，留名青史，又何来的功成一说呢？既然没有功成，更不用说身退，所以，这一方面一直以来都是李白的理想状态，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李白的人生抱负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建立不朽之业，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陶朱公范蠡曾经献策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功成以后急流勇退，悠游自在地过起了隐逸的生活；留侯张良是西汉三杰之一，初为韩国的贵公子，后来韩国被灭，他不惜重金请刺客刺杀秦王，后来帮助刘邦平定天下，他也随着赤松子隐居求仙，他们的人生轨迹正是李白的一生所向往和追求的。李白在《商山四皓》中写道“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阴虹浊太阳，前星遂沦匿。一行佐明两,倏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可见李白非常赞赏士人功成身退的心态，这一方面是他内心的选择，另一方面是他汲取了历史的教训，《行路难》其三中有证“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损身”；以及“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古风》其十八)。李白所欣赏的一类历史英雄人物，有的是真正的侠客，有的不是侠客，但他们的身上有侠客的精神气质，李白论侠并不是以武艺的高低来判断的，甚至不以有无武功而论，他多所崇拜的历史人物如鲁仲连、荆轲、谢安、张良、诸葛亮等等，无一不是凭借一己之力作出重大贡献之人，他们有侠客敢作敢为的担当，有的甚至武艺高超，他们都是通过献出奇策、建立奇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一旦人生理想实现，便会退隐江湖，云淡风轻，这也是李白想要实现的人生价值。

四、李白的侠客精神与政治理想的关联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侠文化和儒文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文化体系，这两者在李白的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侠文化，指的是与侠客相关的一类行为、理想，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气，儒文化是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理想紧密相连的一类文化。在李白的身上，可以看到侠客身上担负着儒的使命，而侠客的行为则表现出儒者的追求，侠文化表现得激进张扬，而儒文化则平和温良，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二者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和相互完善的一种积极的文化。每一代的作家都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来调整“侠”的观念。唐代诗人的生活情怀通过他们的诗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积极向上，热爱生活，关照自我的人生价值，谋求政治功名等与儒家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他们又喜欢在前人记录的如剧孟、朱亥等侠客形象上寄托自己的关于“侠”的理想，随着时代的推移，侠客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历史的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和气质，如“侠骨”“侠行”等等。

李白在诗中写了如此多样又如此鲜活的侠客形象，诸如剧孟、朱亥、侯嬴、鲁仲连、荆轲、谢安、张良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侠客群像。对于李白这一类的诗歌，任朝第认为李白将自己的游侠思想净化为爱国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李白诗中的侠客精神同李白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 [12]；孟修祥先生则说李白将诗中报仇杀人的侠义精神转化为了立功边疆的英雄意识，更直接地表明李白想要通过行侠仗义来建功立业的积极心态 [13]。在李白的心中，侠客应有的精神应该蕴含行侠仗义，快意恩仇，对朋友仗义，对君王忠诚，有着不凡的理想抱负，一朝被明君赏识便奋不顾身，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知恩图报，报效国家等内涵。能够建功立业是李白侠客精神的一种归宿，渗透着侠客豪迈不羁的精神风貌，正是由于李白自身性格的仗义疏财，以及他剑术的高超，所以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侠客梦 [14]，他将古代的侠客作为自己的楷模，时时供自己瞻仰，用来激励自己去实现伟大的政治抱负。

五、结语

李白的侠客精神体现在他的诗歌里，展现出一种令人倾慕的侠客般的李白侠客精神的内涵并非简单地描绘威武英俊的侠客的形象，而是以自我的人格为基本点，将侠客精神上升为处世的态度，上升为对于国家的报效，对于理想的不懈追求，最终形成了一条特殊的人生道路。李白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成为帝王之师，辅佐贤君，安定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当局面危困之时，侠客便被人们赋予一种积极勇毅的能力，这时人们渴望成为扶危济困的救世英雄，但是现实往往很残酷，对于侠客的崇拜和向往，多是来自于对于现实社会的阻碍表现出的无奈与失落，而现实社会的各种打击使得李白陷入苦闷与迷惘之中，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一生都在努力追求。

参考文献：

[1] 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罗宗强.李杜论略[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4]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安旗.李白纵横谈[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6] 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许总.唐诗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8] 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1] 葛景春.李白与唐代文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2] 任朝第.论李白的游侠思想[J].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2-3.

[13] 孟修祥.试论李白游侠崇拜现象[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2-4.

[14]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孟云飞转自《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