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龙刘晓民摘：翻译文化史的研究范围要比翻译史得多

中外翻译文化史略论（1）

刘金龙 刘晓民

摘 要：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人类社会活动。翻译研究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历史等研究三方面的内容。文章采用王克非教授的观点，将翻译史范围扩展到翻译文化史层面进行研究，概述了我国（传统）翻译文化史和外国翻译文化史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它们与其它相关学科或文论的内在联系，最后指出不能一味拔高或贬损任何一方，而是应该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

关键词：我国翻译文化史；外国翻译文化史；整合

1．引言

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的家园，那么翻译就是人类存在的方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人类活动。翻译研究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吕俊教授认为：“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许多理论，如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哲学、方法论知识、学科发展理论、思维学等等，都与翻译研究有关，对这些理论的学习都有助于翻译学的建立。”（吕俊，2001：9）但是，总的来说，“翻译研究一般分三个方面，即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历史的研究”。（王克非，2000：3）其中，翻译历史，有学者称之为翻译史，也有的学者称之为译史，还有的学者称之为翻译文化史。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翻译文化史的研究范围要比翻译史宽泛得多，因为“翻译史”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而“翻译文化史”从研究实质上来说，“是翻译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通过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考察，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它们在思想文化发展上的意义”。[2]（P3）文章分为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我国翻译文化史和外国翻译文化史。

2．我国翻译文化史概说

在翻译研究的三维——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历史的研究当中，相比之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研究要少于翻译技巧的研究，这从历年来出版的有关翻译论著和论文中可见一斑。当然，这和历史等原因不无关系。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基本上是与翻译史相对应。“对于翻译史的分期，个别学者提出过一些不同的观点。周作人认为可分为三个段落：一、六朝至唐之译佛经，二、清末之译《圣经》以至《时务报》时代，三、经严复、林纾过渡到新文学时期。裘柱常认为可分为两个时期：一、唐以前的佛经翻译时期，二、清末传入西方文学、哲学、科学翻译时期。马祖毅则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一、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三、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陈福康，2002：引言ⅴ）虽然以上各位学者所持观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都认定佛经的翻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都单独列举出来。

虽说中国翻译历史源远流长，历经了几次大的翻译高潮，但其中翻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数佛经的翻译。季羡林先生所说的“从印度来的水”，指的就是佛经翻译。我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以及文学记载的翻译主要始于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后则是尾声了，前后持续一千多年，涌现了鸠摩罗什、真谛一起、玄奘等众多翻译大师，译经达一万五千卷以上，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如哲学、宗教、文学、音韵学、语言文体、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经经翻译后，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逐渐与被中国文化吸收与融合，已经成为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如此漫长的佛经翻译历史过程中，译经者对于如何传译经书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据记载，“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来看，首篇重要的译论应该算支谦的《法句经序》。因为这篇关于佛经翻译的专门论述不仅出现得很早，而且其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例如关于翻译不易的思想，和质派的翻译主张。”（王宏印，2003：11）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奠基石，它为严复最后形成并正式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有力的理论支撑。支谦的译经，就文体主张而言，主张意译，他是一位意译家。他的译文一向被赞誉为“曲得圣义，辞旨文雅”。（王秉钦，2004：9）道安（314－385）在佛经翻译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思想。他指出翻译中的“失”正是为了“得”，“以得补失”，“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是绝对的，这是翻译辩证法思想的科学体现。鸠摩罗什（344－413）提出了“以信为本”的翻译思想，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美的和谐统一。彦综（557－610）提出的“八备”说，系统论述了译者主体要求的八条内容。他的“译德”、“译才”观是我国翻译历史上最早论说翻译人才素质的文字。此外，对于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争论中，他主张“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是一位十足的直译论者。玄奘（602－664）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既不赞同道安等人的直译，也不赞同鸠摩罗什等人的意译，而是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翻译思想。佛经翻译思想论说虽然短小，但是其中蕴含的科学翻译思想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所以，对传统的译论进行刻不容缓的现代诠释就变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了。

到了近代，中国翻译历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中国近代对翻译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主要是维新派人士。在这些维新派人士中，马建忠、严复等人虽然参加过洋务运动，但后来还是反对洋务派的错误政策而成为著名的维新派人士。他们提出的翻译思想当属最大。马建忠（1845－1900）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善译”翻译主张，就是要求译者对原作“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能“心悟神解，振笔而书”，使“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论说虽简短，却道出了译者要对译与所译两种语言都要深有研究，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等，他提出的翻译思想和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复，提出了对我国翻译及其理论有深远影响的“信、达、雅”‘三字经’标准，被人们称作是翻译标准之圭臬。

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矣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节，责其能与于斯二者，责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陈福康，2002：106）

严复引用了儒家经典《易经》和孔子的有关论述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可见严复也是从传统文章学的丰富经验中，悟出翻译道理的。事实上，严复对“信”、“达”的关系的论述比较明晰，但对于“雅”的看法，人们对此颇具非议。严复提出的译事理论，在近代翻译史上自成一家，客观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不仅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诚如沈苏儒先生所说：“这是因为它以最简洁、最具体的语言揭示了翻译的本质、过程和目的，从而富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沈苏儒，2006：8）

到了“五四”时期，我国外国文学翻译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通过对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矛盾等人的倡导和努力，大量介绍了俄罗斯文学，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以及英法德等国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对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鲁迅于1935年在《“题未定”草》中，提出了：“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竭力翻译当时“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并针对“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观点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主张直译，是为了输入信的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与当时借直译作为挡箭牌的“死译”判若鸿沟。鲁迅的翻译主张和瞿秋白的主张在当时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对后来的译学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影响。郭沫若也提出了“翻译是创作论”、“翻译是风韵译”、“翻译是共鸣说”等一系列翻译思想。到了后来，林语堂提出了三条标准的“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等翻译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译学思想发展的春天。在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发扬“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光荣传统，一方面把重点放在翻译马列主义著作、介绍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上，另一方面又译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古典作品以及反应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现代作品，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茅盾（陈福康，2002：371－379）做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艺术创造性的翻译”理论思想，并提出了对新时代翻译发展规划的提纲挈领式的纲领。这个时期出现了“四论”翻译主张，即矛盾的“意境论”、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焦菊隐的“整体论”，但当数傅雷和钱钟书的译学思想影响最大。傅雷于1951年在《高老头•重译本序》的开头就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于1979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of souls），驱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陈福康，2002：418）